史上唯一身兼五大身份的中共特务, 1987年病逝 葬于八宝山

发表时间:2017-6-19  浏览次数:1329  
他是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“五面间谍”,他的经历极为丰富,既是军统的高级干部,也与中统头子关系亲密;因《兴亚建国论》而成为著名汉奸,与日本大特工岩井英一过从甚密;还加入过青红帮,与杜月笙、黄金荣是平辈弟兄。然而,这么多的身份背后,有一个最核心的身份:他是中共特工,其他多重身份则成了他最好的掩护。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“世纪历史”,原题为《中共史上最传奇特工,一人身兼五重身份》。

如果谈到袁殊的名字,知道的人也许不多,除非是对党史有一定研究的人,才会了解这位红色特工的传奇经历。作为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“五面间谍”,袁殊经历极为丰富,既是军统的高级干部,也与中统头子关系亲密;因《兴亚建国论》而成为著名汉奸,与日本大特工岩井英一过从甚密;还加入过青红帮,与杜月笙、黄金荣是平辈弟兄。然而,这么多的身份背后,有一个最核心的身份:袁殊是中共特工,其他多重身份则成了他最好的掩护。

袁殊原名袁学易,因为掩护身份需要,在曾山的劝告下曾改名为曾达山。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蕲州镇。由于父亲是同盟会会员的关系,袁殊很早就接触进步思想,并与同盟会及一些进步团体的人士有过接触。早年,袁参与过北伐军,曾加入过国民党。民国十七年,袁殊赴日本读新闻专业,回国后任上海《文艺新闻》社社长。担任社长期间与冯雪峰、潘梓年等交往,并通过潘梓年认识其兄潘汉年,随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袁殊被潘汉年看中,委以重任,并非偶然,他自身有一些其他人不具备的特质:袁殊本人其貌不扬,个子不高,矮矮胖胖,不引人注目;而袁殊的记性非常好,过目不忘,能在跟别人的闲聊中找到组织需要的核心情报。这几点素质是一名优秀特工所需要的。不仅于此,袁殊在日本念过大学,对日本很有了解,可以算个日本通,这在获取日方情报上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此外,袁殊还与时任中统高层的吴醒亚是老乡,交情甚笃。有这么多复杂的身份作掩护,袁殊就容易参与到各方的活动当中去,获取需要的情报。

1931年,袁殊加入中共特科。32年,袁殊经表兄介绍,得以认识当时的中统头子吴醒亚。吴醒亚并不知道袁殊的身份,俩人一拍即合,吴安排袁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。记者可以自如的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,在此期间,袁殊结实了日本驻沪副总领事(后来的驻沪总领事)岩井英一。岩井英一是日本谍报机关的头子,此人善于谋略,以驻日领事为掩护,暗地网罗四方的亲日分子。

袁殊在中统期间,本来能大干一场,为中共提供更多关于中统以及日本方面的情报。然而由于“怪西人”事件的影响,袁的身份遭到中统方面怀疑,并被逮捕。“怪西人”事件,是指一名来自第三国际西方的特工约瑟夫-华尔顿,在叛徒告密下,遭到国民党特务逮捕。由于华尔顿拒不交代任何情报,当时的媒体对该外国人无可奈何,便称此案为“怪西人案”。而虽然华尔顿没有暴露,但是他秘密纪录的电话号码被发现,其中有一条就是袁殊的电话。特务们按图索骥,随后就抓住了袁殊,而袁殊并没有像许多电影中纪录的那样忠贞不屈,他很快就交代了他的“同伙”,当时的电影明星女演员王莹,以及作家夏衍。袁殊叛变了,然而他并没有交代中统以外的其他身份。夏衍在他提醒下及时离开,特务虽然在电影片场抓住了王莹,不过并未从其身上找出有价值的线索。在坐牢八个月后,其父袁晓岚通过几方面关系将儿子保了出来。袁殊随后找到了冯雪峰,然而冯雪峰对他保持半信半疑的态度,毕竟袁殊曾经叛变过革命。

在国内郁郁不得志之时,袁殊不得已,接受了建议赴日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。而资助其学费的是与袁殊有旧交的日本间谍岩井英一。

1937年,袁殊在上海加入过青红帮,是青帮“大字辈”的徒弟,与杜月笙、黄金荣是“通字辈”的平辈关系。

袁殊回到上海后,又联系上潘汉年、冯雪峰、夏衍等革命者。为了表示自己的诚信,袁将自己收藏的日本地图(详细记载日驻军及兵力部署的地图)交给潘汉年。潘汉年并未马上被此物打动,只是嘱咐袁殊将地图收起。联系到共产党、国民党、日本几方的复杂情况,潘汉年同意为袁殊恢复与中共的情报关系。潘汉年还指示袁殊打入到军统以及日本谍报机关内部,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。

中共需要袁殊,军统方面也需要这样的人才。戴笠在抗战开始时候一直在物色一个“日本通”,于是经上海帮派大佬杜月笙的提醒,戴笠找到了袁殊,要求他为己方服务。在向潘汉年沟通后,袁殊加入了军统,并因为屡历功勋,升任情报组组长、第三站站长。

就这样,在加入中共、中统/军统、青帮、日本特务机关以及日伪的职务后,袁殊成为了历史上罕见的“五面间谍”。在五面中,其他身份是掩护,袁殊实际上一直只接受潘汉年的领导。在国共合作时,袁殊首先将情报汇报给中共,在得到授意后,也将一部分情报向军统报告。

在上海沦陷之后,袁殊奉戴笠之命,作为军统少将留在上海。袁殊等人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,专门刺杀犯有重罪的大汉奸,得到军统局的奖励。戴笠在香港召开了会议,将军统各大特务头子一并招去,也让袁殊过去,于是,袁殊在香港还碰到了潘汉年。

袁殊被戴笠任命为“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”,后来打入“岩井机关”,为中国方面带来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情报,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:袁殊了解到日本放弃北进进攻苏联,全力南下侵占东南亚。这个消息经中国方面转给苏联方面,斯大林得以将驻扎在远东的百万苏联红军,抽调超过50万部队支援苏联卫国战争,为苏联与纳粹德国相持提供了重要的支持。

袁殊在香港接受的另一个命令,是刺杀大汉奸李士群。不过由于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的叛变,袁殊反而被李士群捉住。不过因为与岩井英一的关系,袁殊再次被日方救出。此后,依靠军统、日军、伪军的多层关系,袁殊不断的将机密情报送出,从1939年至抗战胜利,从未失手。袁殊曾多次送出日寇“清乡”扫荡的情报,告知中共日军的扫荡时间与方位,使粟裕部队成功的跳出包围圈。

为了便于更好的接近对方,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,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、江苏省教育厅长、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,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。

1943年后,由于上海地下组织被破坏,地下组织陆续退出,袁殊仍然留在上海继续工作,但与组织失去了联系。1945年,袁殊陆续辞去伪教育厅长职务,仅保留上海市参议的名分。抗战一胜利,军统的王新衡就赶到上海,并代表军统任命袁殊为“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”,授予中将军衔。王新衡告诉袁殊,戴笠认为他“对日本人应付得很好”,很看重他,安排他10月10日去见戴笠。袁殊满口答应,可是却在面见戴笠的三天前,由党组织安排投奔了解放区。直到第二年的1946年初,国民党才确知袁殊已经到了解放区,“抗战有功人员袁殊”立即变成了“共党汉奸袁殊”,军统则对袁殊下了通缉令。

到达解放区的袁殊,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,定为旅级待遇。因为“袁殊”这个名字名声不好,时任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找袁殊谈话,建议他改名字。于是,袁殊以“曾达斋”的名字于1946年重新登记入党。三年解放战争中,他在苏北、胶东、大连等地从事内勤工作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袁殊被调至北京,在李克农手下工作。

当时,上海地下党时期外号叫“老太爷”的张唯一对袁殊说:“袁殊这个名字今后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了。”但是,袁殊的新生活始终没有像他的名字一样,与过去的历史彻底隔断。

虽然改了名字,但熟悉袁殊的人并不少,不知内情的人总觉得袁殊是个“投机分子”。不管是在解放区,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,袁殊总免不了遇到一些文化界熟人。1954年,身穿解放军军服的袁殊在前门附近与老熟人聂绀弩不期而遇,袁殊热情地打招呼,不想聂绀弩却投来鄙视的眼光,冷冷地说:“你现在又穿上这身服装了?”面对类似的异样目光,袁殊无法解释。多年后,还有人以袁殊一米五多一点的身高和熟练的日语污蔑他,“一口纯熟的日语,极似日本人,侏儒其形,诡计满腹”。

1955年,更大的打击降临。潘汉年于这年4月3日蒙冤被捕,作为潘汉年得力助手的袁殊也于4月5日被逮捕。之后,便是20多年的牢狱之灾、劳动改造和上诉。

1982年8月29日,潘汉年获得平反后不久,最高人民法院对袁殊案也作出判决,要点如下:一、撤销1965年判决;二、宣告袁殊无罪。同一天,公安部、中央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:确认袁殊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,恢复了袁殊的中国共产党党籍。

当天,袁殊在日记中写道:“至此,系狱20年,劳改生活8年,屡经向各方申诉(1978年起卧病脑血栓,在香山安心疗养8年),历乱生涯,始及重见天日!——中国共产党的伟大、光荣及于我身——一切冤假错案,在实事求是的精神照耀下,得到平反。” 一切都成了历史,经过向组织申请,袁殊恢复使用他的原名,他说:“总观我的过去,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”

1987年,袁殊病逝于北京,享年76岁,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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